阿亚图拉·鲁霍拉·穆斯塔法·艾哈迈德·穆萨维·霍梅尼(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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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亚图拉·鲁霍拉·穆斯塔法·艾哈迈德·米尔·穆萨维·霍梅尼（英文名：Ayatollah 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0年5月17日－1989年6月3日），出生于伊朗宗教圣地库姆附近的霍梅恩镇，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

15岁时，霍梅尼赴霍梅因北面的阿拉克，拜在神学叶兹迪门下。19岁那年，他又拜哈伊埃里为师。1941年，发表作品《揭秘》，抨击君主制；20世纪50年代末，获“阿亚图拉”称号；1963年，公开反对巴列维伊朗“白色革命”并遭逮捕；1964年，被驱逐流亡至土耳其、伊拉克，1978年，霍梅尼到法国巴黎，建立起遥控伊朗革命的总部；1979年2月，霍梅尼返回伊朗接管政权；同年，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通过全民公投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宪法通过，霍梅尼就任最高领袖；霍梅尼在其任内主导美国人质危机。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陆军在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袭击下败退。霍梅尼号召伊朗儿女参加革命卫队，保卫伊斯兰革命的果实。1982年12月10日，经霍梅尼批准，伊朗举行首次专家会议选举，第一届专家会议成立。1988年8月，宣布接受两伊战争的停火决议；1989年4月，霍梅尼下令修改宪法：必要时，专家会议可推举一名宗教法学家担任领袖，而不一定是最高宗教权威。同年6月3日，霍梅尼因病情恶化病逝。

霍梅尼社会主义以反对君主专制、帝国主义及美苏霸权为主，倡导建立法基赫治下的伊斯兰教政府，推行伊斯兰化教育改革，并主张对外输出革命，视美国为“大撒旦”，并反对以色列，力图以伊斯兰原则重构伊朗与世界秩序。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实现了伊朗社会各阶级的广泛联盟，确立了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宪法框架，深刻塑造了伊朗政教体制，也引起了伊朗国内派系长期争论。

名字由来

霍梅尼，全称阿亚图拉·鲁霍拉·穆斯塔法·艾哈迈德·曼苏尔·穆萨维·霍梅尼，阿亚图拉则是宗教领袖的称号，其家族原姓印地，霍梅尼之所以以“霍梅尼”为姓，是有其缘由的。当时老国王礼萨已在德黑兰掌权，兄弟三人均希望沿用亡父的姓氏“印地”。但政府方面认为，身为伊斯兰教阿訇的家庭，却使用外国姓氏，这是无法容忍的。官方最终明确要求：这三名青年若想保留父亲的姓氏，就必须放弃源自穆罕默德传承的缠头；若要保留缠头，则必须改用在德黑兰官吏看来具有纯正波斯韵味的姓氏。

对鲁霍拉·穆萨维兄弟三人而言，这一抉择十分艰难。最终，兄弟中立志成为律师的一人，保留了父亲带有神秘色彩的别名；另外两人为保住缠头，各自另取了新的姓氏。因霍梅尼家族早年的故乡是一座名为霍梅因的小镇，鲁霍拉便以故乡之名，改姓“霍梅尼”。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1900年5月17日，霍梅尼出生于伊朗宗教圣地库姆附近的霍梅恩镇；6岁时，他开始学习伊斯兰教教徒的圣书《伊斯兰教圣经》及基本的波斯语。7岁起，他在当地学堂修习宗教及各类传统学问。霍梅尼早年教育大多在家乡完成，先是就读于家族资助的当地经学院（maktab），后又跟随年长亲属研习书法、阿拉伯语与波斯文学。

霍梅尼从小就立志当一名毛拉，为此，他曾到伊斯法罕求学。15岁时，他赴霍梅因北面的阿拉克，拜在神学叶兹迪门下，十九岁那年，他在阿拉克附近拜了一位名叫哈伊埃里的阿亚图拉为师，此人是时伊朗什叶派神学家。霍梅尼对他很忠诚。20岁时，霍梅尼随叶兹迪来到作为伊朗什叶派的教育中心和朝圣地之一的圣城库姆，在库姆伊斯兰神学院求学。这个城市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在这里，霍梅尼决心通过神学研究和参加社会活动，继承他父亲的毕生事业。

20世纪20年代，霍梅尼不仅师从哈埃里，还跟随库姆的其他几位著名教士学习，包括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基·孔萨里、赛义德·阿里·本·阿比·塔利卜·亚萨比·卡沙尼，以及最重要的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沙哈巴迪——一位在颇具争议的神秘主义（苏菲派）领域颇具权威的学者。霍梅尼跟随沙哈巴迪学习了大约六年。

神学与初政

最初的十年里，霍梅尼广泛地研究了神学、哲学、伦理学乃至伊斯兰教法律等，并在此学养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随后，他开始走上讲台，而库姆的神学院作为培养毛拉即伊斯兰教神学家的摇篮，也正为他提供了讲坛。很快地，他在学生中间名声鹊起，这些后来作为神学家而遍布伊朗各地清真寺的学子们，把他公认为一位思想上的导师。20世纪30年代，霍梅尼加入法伊齐耶学院，并出版了关于圣训、伦理和神秘主义的评注。这些著作均为阿拉伯语，包括《米斯巴赫·希达亚》（Misbahal-Hidaya，意为“指导之书”）、《沙哈尔·杜阿伊·萨哈尔》（Shahar Do'ay al-Sahar，意为“晨礼的诠释”）、《沙哈尔·阿尔贝因》（Shahar Arbe'en，意为“圣训注释”）和《阿达布·萨拉特》（Adab al-Salat，意为“礼拜文献”）。其中一些是对沙哈巴迪讲义的扩展。

霍梅尼在库姆研修、执教四十多年，师从他的学生数不胜数，而这些学生又构成了伊朗伊斯兰教宗教势力的中坚力量，由这些毛拉们联系着全国的广大信徒，以库姆为中心而笼罩伊朗的这张大网，便成为了霍梅尼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组织保证。1943年，霍梅尼短暂涉足政坛，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揭秘》（Kashf al-Asrar）。霍梅尼站到了当权者的对立面，对君主制进行了攻击，提出了“反抗暴君是穆斯林的首要职责”的口号。他的这个既有未来的蓝图又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理想与实践，很快便召唤起广大的宗教神职人员及伊斯兰教信徒，形成了与世俗政权相抗衡的强大的宗教势力。短暂涉足政坛后，霍梅尼再次退出政坛——即便是在石油危机动荡的那些年里。

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霍梅尼都在法伊齐耶学院任教，协助布鲁杰尔迪管理库姆的捐赠基金，并着手撰写他的著作《问题澄清》（Towzih al-质量'el）。（所有高级神职人员都需要出版一部重要著作来确立其作为大阿亚图拉的声誉）。霍梅尼不仅在理论上高举起反对君主制的旗帜，在现实当中也表现出与国王誓不两立的态度。1953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到库姆探望宗教界人士，大家或出于敬畏，或出于礼貌，都以礼相迎，唯独霍梅尼坐在那里，毫不理会国王的权势。他的这一举动被广泛传扬，并为他带来了声誉。由于在神学学术上的造诣和在宗教界的影响，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获得了“阿亚图拉”称号，成为了伊朗宗教界最有权威的六大阿亚图拉之一。霍梅尼的著作《问题澄清》于1961年在纳杰夫以阿拉伯语出版。

对抗与流亡

霍梅尼真正步入政坛是在1962-1963年，一系列改革（后来被称为“白色革命”）开始实施。这些改革遭到了包括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沙哈卜·丁·马拉什-纳贾菲、穆罕默德·礼萨·戈尔帕耶加尼、艾哈迈德·孔萨里和穆罕默德·塔基·库米等大阿亚图拉在内的大部分宗教机构的抨击。然而，霍梅尼的攻击重点并非改革的核心——土地重新分配，而是赋予妇女选举权的新选举法以及支持“白色革命”的全民公投本身。根据霍梅尼的声明，选举法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全民公投违宪——“其违宪程度不亚于穆罕默德·摩萨台1953年解散议会的全民公投”。

1963年，霍梅尼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冲突演化成了正面对抗。巴列维伊朗在伊朗施行社会改革运动，将大量归属清真寺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这个被称作“白色革命”的改革措施引发了与宗教势力的对抗。霍梅尼发出号召，让国民抵制这一改革，并搞“举哀活动”，公开与政府作对。随着对抗的升级，霍梅尼被逮捕。巴列维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措，恰恰是给敌手帮了大忙。霍梅尼的被捕，使矛盾迅速激化，全国宗教人士和教徒群起反抗，引发出一系列的反政府动乱。霍梅尼也经由这次被捕的经历，更加确立了反政府的领袖地位，其影响力反而比以前更加扩大了。在伊朗，即便是国王，也不可能不对宗教势力惮让三分。慑于社会压力，巴列维伊朗最终释放了霍梅尼。

回到库姆，霍梅尼在什叶派举哀日发表演说，矛头直指巴列维。他指责巴列维的罪名：一是亵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这就否定了其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二是亵渎《伊斯兰教圣经》，这不啻于在宗教法庭上宣判了巴列维的死刑。演讲一结束，教徒们便高呼着“杀死独裁者”的口号涌上街头。巴列维闻讯后下令再次逮捕霍梅尼。霍梅尼的支持者们从库姆直奔125公里外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他们高举着霍梅尼的画像，高呼着要国王下台的口号。巴列维伊朗派出军队强压了这次示威活动，但对霍梅尼却无计可施。为了削弱霍梅尼的影响力，巴列维提出以迁出库姆为条件给霍梅尼以自由，被霍梅尼一口回绝。百般无奈，巴列维不得不再次释放了霍梅尼。

回到库姆后，霍梅尼依然我行我素。1964年11月，他又在清真寺的演说中号召人们反对巴列维与美国签定的美伊安全条约。巴列维最终下决心采取了“特别行动”：将霍梅尼绑架出国。11月4日，一队军警埋伏在霍梅尼的住所到清真寺的途中，在霍梅尼路过时，将其塞进一辆军车，直接把他押上飞机，遣送到了土耳其。霍梅尼在土耳其这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度过了十一个月，他不愿意继续作强制性逗留，于是向伊拉克政府申请入境。1964年冬末以后，伊拉克和伊朗因库尔德自治区人问题发生纠纷。在这种形势下，霍梅尼的到来对伊拉克政府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他们把霍梅尼看作一张反对伊朗国王的政治王牌。

1965年10月，霍梅尼乘飞机到达巴格达，在机场受到伊拉克总统阿里夫的亲自接待。到达后，霍梅尼浏览了几处圣地，最后在纳哲夫落脚。1965年10月以后，他一直在这里讲课、传教和著书。在大规模的朝圣活动中，霍梅尼多次前往麦加，并在那里分发他的政治宣传文章，鼓吹伊朗革命，号召人民采取具体的政治行动去结束伊朗国王的统治。霍梅尼的目的是要“造就有朝一日将摧毁暴君宝座的一代信徒”。他完全起到了伊拉克政府所期望的在伊朗国内制造混乱的分化作用。

1970年，年迈的什叶派领袖哈基姆死于纳哲夫，围绕继承人问题又发生了一场纠纷。国王又企图通过唁电对此施加影响，他给沙里亚特一马达里和德黑兰阿·亚图拉洪萨里分别发了唁电和唁函，以便把继承人局限在这两个温和人士的范围内。.马达里的反应是赞同的。国王这种计谋挑起库姆宗教领袖们采取共同行动，他们明确地向国王表明了对最高权威问题的态度：48位阿亚图拉联名给流亡的霍梅尼发去一份效忠电报，电文称：“我们坚决站在你一边!”

1975年3月6，当伊朗国王下令消灭他长期以来用金钱和武器支持的库尔德人，伊朗和伊拉克两国达成和解。1977年11月29日，霍梅尼四十九岁的儿子穆斯塔法突然在纳哲夫死去。他的死在伊朗引起了一场大规模骚乱，因为伊斯兰教信徒认为穆斯塔法是被萨瓦克毒死的，意在迫使霍梅尼放弃斗争。由于伊拉克政府的限制和萨瓦克特务的威胁，霍梅尼被迫离开伊拉克。起初，他计划去科威特，但由于该国埃米尔害怕引起政治上的不快，霍梅尼未能如愿以偿。当时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不愿得罪伊朗国王，以色列霍梅尼又不愿意去。在这种情况下，霍梅尼被迫前往法国。

领导革命

1978年，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暗中集结力量，成功发动伊朗民众起义，以推翻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国王闻讯后即刻派兵镇压，但为时已晚，上百万民众涌上街头，高呼口号，要求国王离开伊朗。1978年2月18日，霍梅尼向全国发表包含十四点纲领的讲话。他提出，尽管国内专制统治已然倒台，但美、苏、英三国的殖民主义势力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当下应坚决清除外国势力的影响。这一主张得到了伊朗民众的支持。他还表示：“凡属政府管辖的区域，伊斯兰教革命委员会须移交权力，不得加以干预。”同时承诺“不随意抓捕民众”“不虐待在押人员”“审讯公开进行”“保障言论与出版自由”。然而有评论指出，这些承诺中，部分并未兑现，部分甚至走向了反面。

政权层面首先出现了矛盾与混乱。霍梅尼任命原联合阵线领导人之一的巴扎尔甘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民族阵线领袖桑贾比出任外交部长。但他一方面派遣亲信雅兹迪等人进入临时政府任职，另一方面自行组建了最高权力机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其成员名单严格保密；同时在全国各级设立“革命委员会”，独立行事，不受政府管辖。此外，他还组建了武装组织“伊斯兰教革命圣战者”，认为旧军警系统不足以依靠，又训练了数千人的“伊斯兰革命警备队”。为筹备选举，他牵头成立“伊斯兰共和党”，并设立凌驾于政府之上的“革命法庭”，随意秘密审判并处决相关人员，政府无权干涉。截至6月1日，遭处决者已达299人。总理巴扎尔甘公开呼吁，不要对曾效力于旧政权的人员实施报复，并多次抱怨政府之外另有政府，自身缺乏行政权威，诸多事务事前均不知情，甚至一度提出辞职。霍梅尼与其会谈后，公开号召民众支持政府，但随后又公开批评巴扎尔甘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软弱无能”，意图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并宣称将改组政府。外交部长桑贾比也因“政府体系内外多头并行、难以施政”，于4月15日辞职。

1978年10月16日，霍梅尼到巴黎，居住在首都以西三十公里的诺夫勒勒夏托，在这里建立起遥控伊朗革命的总部。各方面人士从世界各地赶来，投拜在霍梅尼的门下，协助他操纵伊朗革命。1978年底至1979年初，在霍梅尼的遥控下，伊朗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每天，霍梅尼在巴黎总部的宣传人员把他的讲话录音通过长途电话传到库姆的伊斯兰反抗总部，然后再用电话传到伊朗全国的九千个清真寺。许多年青的志愿人员立即把霍梅尼的录音记录下来，加以翻印，在几小时内做到家喻户晓。伊朗十八万毛拉——“真主的下级军官”是霍梅尼的战士，清真寺是霍梅尼的基地、兵营和宣传中心。

1978年12月29日，反对派领袖沙布尔·巴赫蒂亚尔（Shapur Bakhtiar）接受政府的任命出任首相，他提出的条件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必须立即出走，等待君主立宪制尘埃落定”。然而，巴赫蒂亚尔正式接受任命后，旋即被民族阵线开除出党。1979年1月，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被迫再度流亡国外，前往巴拿马共和国。至此，这场“伊朗白色革命”最终推翻了巴列维伊朗的统治。

建立政权

1979年2月1日，经过15年的流亡生涯高龄的霍梅尼重新踏上了伊朗的土地，并受到了百万民众的欢迎。霍梅尼又回到了库姆，在他原来的那座简朴的房子中住了下来。他开始实施其“伊斯兰教共和国”的蓝图。从霍梅尼回国那天起，他便明确表示强烈反对巴赫蒂亚尔政权，并称“我要挫败他们”。霍梅尼在2月5日任命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命令伊朗人服从巴扎尔甘，行使宗教义务。“通过神圣立法者（先知）赐予我的监护身份，我特此宣布巴扎尔甘为统治者，自我任命他的一刻起立刻生效，国民必须服从他。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府，这是一个建基于沙里亚法规的政府，反对政府就是反对伊斯兰教沙里亚法规，反对真主的政府就是反对真主，而反对真主就是亵渎。”

霍梅尼政府势头迅猛，在混乱时期获得了革命合法性与统治合法性。1979年2月9日，霍梅尼向不愿意投降的军队发动圣战，忠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帝国防卫军与支持霍梅尼的伊朗空军叛军霍马法兰（Homafaran）爆发冲突，革命分子及叛军占据上风，开始接管警局及军事设施，向公众发放武器军备。至2月11日，数千名武装的市民、游击队员和军校学员夺取了德黑兰全部的军营和警察局，伊朗陆军司令和帝国卫队副司令在战斗中身亡。当天晚上，军队高级将领决定停止战斗，站在革命者一边。2月12日，革命者占领了巴列维国王的王宫和帝国卫队军营，宣告革命胜利，伊朗政权完全转到了革命者一边。

1979年3月30日和31日，伊朗就国名举行全民公决。霍梅尼一再强调，在伊朗国名中，既不要东方共产主义观念的“人民”，也不要西方殖民主义的“民主”，只要“伊斯兰教”。据说，有1800万年满16岁的公民参加投票，90%以上的人赞成使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旋即宣布4月1日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霍梅尼通过镇压反对派、拉拢赞成派，在1979年8月18日，公布由教士控制的专家会议起草的新宪法草案。10月20日，巴列维到达纽约，入住医院，并做了肝脏和胆囊切除手术。这个消息在伊朗引起强烈反响。11月4日，一批伊朗学生为抗议美国政府收留巴列维伊朗，冲入并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并将52名美国外交官扣押为人质，要求美国政府交出巴列维。霍梅尼迅即表示支持，他还宣布，如果美国拒不引渡巴列维，这些人质将以间谍罪而受到处罚。此时，这个病人成了美国的包袱，吉米·卡特决定赶走巴列维。

1979年12月3日，伊朗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决，顺利通过，标志着霍梅尼获得了革命胜利，取得了果实。在霍梅尼所设计的蓝图中，将伊朗建成为伊斯兰共和国不过是这张蓝图的一角，他的宏伟目标是，不仅要使伊朗彻底伊斯兰教化，而且要使整个地球都伊斯兰化，但这一目标实施的结果则是伊朗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空前紧张。在内政方面，霍梅尼亲自指定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却又组建了一个不受政府约束的最高权力机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此外，他还组织成立了一个政府权力之外的“革命法庭”，这个法庭不仅可以对抓来的人进行秘密审讯，甚至可以执行处决。

对美与两伊战争

霍梅尼正式接管伊朗政权后，美国曾试图拉拢伊朗新政权。但在霍梅尼的眼中，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邪恶超级大国，是穆斯林最大的敌人，他宣布：“我们决意不与超级大国妥协，我们不愿意受美国的控制。”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因为引渡巴列维伊朗事件，伊朗与美国的对抗持续了444天，这其间美国又是派军舰以武力相威胁，又是派特别行动队试图抢回人质，都没能使霍梅尼有丝毫的退让，最终还是以被人们称之为“伊朗门事件”的内幕交易解决了这场危机。

如果说人质事件是由伊朗首先发难的话，那么两伊战争则是由伊拉克挑起的。两伊本来就存在着领土争端、宗教对立、民族仇恨等诸多矛盾，霍梅尼与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也颇有些个人恩怨。萨达姆乘“伊斯兰教革命”所造成的伊朗国内暂时混乱、军队力量被削弱的时机，发动了“收复失地”的全面进攻。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大举进攻，攻城掠地，基本上实现了其“收复失地”即占领有争议领土的目标。在军事上占优的情况下，萨达姆宣布“单方面停火”，想要见好就收。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霍梅尼号召伊朗儿女奔赴前线抗击敌军。一时间，数十万热血青年加入伊斯兰革命卫队。霍梅尼背着战场失利的重负不肯言和，经过了一两年的被动防御，开始了反攻。1982年3月，伊斯兰教革命卫队调集十万兵力，在与伊拉克交界的胡泽斯坦地区发动了代号为“胜利”的攻势。上万名革命卫队青少年战士高喊“真主伟大”的口号，以血肉之躯在雷区为主攻部队打通道路。遭到突袭的伊拉克守军陷入混乱，防线迅速崩溃。此役大捷让伊斯兰革命卫队声名远扬。

1982年，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近六十万名什叶派穆斯林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这些生活无着的难民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组织，哈桑·纳斯鲁拉随即脱离“阿迈勒运动”，在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的支持下，与导师穆萨维共同创立真主党，穆萨维当选为首任总书记。同年12月10日，经霍梅尼批准，伊朗举行首次专家会议（也叫专家委员会）选举，第一届专家会议成立。

1985年9月，霍梅尼下令组建伊斯兰革命卫队陆、海、空三军，这支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伊朗武装力量的核心。这场拉锯式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八年。萨达姆多次试图停战讲和，但霍梅尼不同意。总的来讲，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外交上，伊拉克都略占上风，但这种马拉松式的战争，使双方的力量都耗费殆尽，因而谁也没有能力将对方击倒而取得胜利。要不是战争的消耗使伊朗经济日益困难，民心厌战思和，依霍梅尼的性格，这场战争还是要打下去的。最后，霍梅尼终于宣布接受了早在一年前就已通过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要求两伊停火的598号决议。事后霍梅尼痛苦地承认：“接受这一现实比喝毒药还要厉害，为了让真主满意，我要把它喝下去。”

在两伊战争期间，霍梅尼逐步完成了对伊朗的彻底改造。随后，他又调整了外交政策，开始收敛锋芒，推进与各国的外交与贸易交往，采取较为务实与灵活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1988年8月20日，两伊战争全线正式停火。1989年4月，霍梅尼下令修改宪法必要时，专家会议可推举一名宗教法学家担任领袖，而不一定是最高宗教权威。

晚年病逝

1989年6月3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在接受消化道出血手术治疗2周后，因病情突然恶化病逝，终年88岁。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霍梅尼出生在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家庭里。他的外祖父和哥哥都是神学，父亲更是获得了阿亚图拉的称号。他的母亲是当地一位地主的妹妹，也是伊斯法罕一位穆智塔希德（高级教士）阿洪德·哈吉·穆拉·侯赛因·洪萨里的女儿。他的父亲，在他未满一岁时就因为维护穷人的利益而遭到杀害。

感情生活

1929年，霍梅尼与巴图尔结婚，她是德黑兰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宗教人士霍贾特·伊斯兰·萨卡菲的女儿。巴图尔是霍梅尼一生唯一的妻子，与他共同生活了60年。

子女情况

霍梅尼与巴图尔育有七个孩子，其中五个——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活过了婴儿期。霍梅尼的两个儿子穆斯塔法和艾哈迈德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担任他的助手。长子穆斯塔法在革命初期去世，坊间传闻他是被政权谋杀的。艾哈迈德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1989年父亲去世，之后他负责收集和出版父亲的著作。霍梅尼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宗教人士和商人家庭。

日常生活

霍梅尼是一个操守严格的伊斯兰教教徒，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除了必要的身体锻炼和从事政务活动外，他的其余时间都用于研修、祈祷和布道。

人物关系

执政举措

政治

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返回伊朗后，他的拥护者以穆斯林的最高规格迎接这位领袖归来。此时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伊朗建设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伊斯兰国家。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随即要求部下将自己推举为伊朗最高领袖，并且是终身任职的领袖。此后，他大力废除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推行的多项改革，把伊朗重新变为神权至上的国家，一个依照严苛宗教教义治理社会的国家。自此以后，伊朗妇女不再享有选举权，也不能从事部分特定工作，这些岗位由政府专门留给男性。所有人都必须按照伊斯兰教教义穿戴服饰，旗袍需遮盖脚踝与手肘，妇女无论去往何处，都必须用头巾遮掩头发。全国范围内对饮酒和赌博行为实行严厉禁止。

在伊拉克流亡期间，他的政治主张日趋成熟。由于反对国王的政策，他直接提出废黜君主制度，呼吁以伊斯兰法学家的监护制度为基础，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取而代之。理解并翻译velayat-e faqih这一专有名词存在一定难度。Velayat指代表制度或监护制度，即在真正的权威人士缺位时，由他人代为行使相关权力。Faqi指专门的宗教法学家，由研习过伊斯兰教沙里亚法的教士担任。因此velayat-e faqih通常被理解为宗教法学家的监护制度，本质上可视为教士执掌政权的权力。霍梅尼认为，真正的统治权应当归属真主，或是受真主指引的隐遁伊玛目。在伊玛目隐遁的时期，宗教团体，或是处于宗教阶层顶端的马尔贾，应当掌握统治权。其理由有三点：第一，国家治理必须有人承担；第二，人类行为应当由沙里亚法加以规范；第三，教士经过沙里亚法的系统学习，是承担治理职责的唯一合理人选。

宗教

霍梅尼所推崇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源自13世纪苏菲派思想家伊本·阿拉比，其核心内容之一是相信个人可以通过冥想、研习、祈祷等方式净化灵魂。换言之，人能够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修炼成为“完美的人”，成为真主意志在人间的体现。这一观念构成了霍梅尼个人使命感的重要范式，也是他能够步入政治权力核心的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条件，则是12世纪以来教士阶层在伊朗社会中确立的地位。传统上，在许多村庄与小城镇，毛拉是主要掌权者，此外通常还包括地主与几位村庄长老。12世纪之前，中央政府并未在乡村和乡镇直接设置官员与代表。毛拉之间相互联系，同时通过私人情谊或求学期间形成的庇护关系，与什叶派主要宗教学术中心保持往来。而与学术中心维系联系更重要的途径，则是效忠某位马尔贾并向其奉献财物。这一制度最终在宗教内部形成了等级制与从属关系，与欧洲天主教会的体系十分相似，也可被视作一种侍从关系。普通穆斯林早已习惯向毛拉寻求建议与法律裁决，在遭遇政治危机时，也会自然依赖教士阶层。部分传统教士并不热衷于参与政治事务，而霍梅尼等人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革命框架下实现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作为革命哲学基石的“法基赫监护”（Velayate Faqih）理论被视为适用于所有穆斯林（包括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普世准则，旨在建立公正的政府并促进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他将穆罕默德诞辰所在的一周定为“团结周”，又在1981年把斋月最后一个周五定为圣城日。

军事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全称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成立。成立初期，革命卫队只是一支规模约三万人的治安维持部队。在1980至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革命卫队的人员与装备不断扩充，迅速发展为具备陆海空三军建制的精锐部队，成为伊朗主要作战力量之一。与此同时，革命卫队具体执行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革命输出政策，在国内外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络，并与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组织建立联系。

为巩固政权，曾遭受前国王长期迫害的霍梅尼决定对共和国军队进行重组。他对效忠王室与有不良记录的旧军人实施清洗，同时在国防军各级单位设立政治与意识形态部门，由伊斯兰教士担任思想政治工作负责人。两伊战争初期，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以闪电式进攻突破伊朗防线，一度长驱直入。伊斯兰革命政权紧急将国防军部队调往主要作战方向，并重新启用一批被免职的军官。经过正规训练的伊朗国防军很快顶住了敌方攻势。伊朗国防军凭借英勇作战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赢得了霍梅尼与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经济

两伊战争结束后，为加快国家重建步伐，同时安置部分退役的革命卫队士兵，伊朗决定允许革命卫队成立涵盖民用领域的各类公司。当时首家此类公司由时任革命卫队情报局局长的里多伊少将创立，该公司修复了数千辆被损毁的军用车辆与部分军用装备。

霍梅尼归国四个月内，伊朗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生产陷入停滞，失业问题严重，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社会各阶层的失望与不满情绪逐渐蔓延，政局再度陷入动荡与紧张。当时失业人数已达三百五十万，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民众上街游行要求解决就业问题，甚至喊出反对政府的口号。少数民族趁中央政府根基未稳，纷纷提出自治要求，边境与少数民族地区骚乱事件接连不断，库尔德族和土库曼斯坦族均与政府军多次爆发激烈武装冲突。在推翻王朝的动乱中，德黑兰国家军械库约十万支枪支流失，下落不明，德黑兰市内持枪抢劫案件频发，社会治安混乱，居民夜间不敢外出。四月下旬，霍梅尼任命的前参谋长加拉尼将军遇刺身亡。五月一日，霍梅尼的重要助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成员穆塔哈里也遭暗杀。一个自称“伊斯兰教圣经”的秘密组织留下字条，表示杀害穆塔哈里等人是为抗议伊朗的宗教独裁统治。

霍梅尼亲自提出的部分主张与措施，也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他意图废除国王在1963年颁布的《家庭保护法》，该法律废除一夫多妻制，并赋予妇女离婚自由。霍梅尼要求妇女身着伊斯兰传统旗袍，遮盖手脚与头部，此举引发德黑兰成千上万妇女自国际妇女节起持续一周游行抗议。他还下令禁酒、禁止售卖冻肉，同时禁止银行支付利息，迫使国家银行行长多次公开解释，指出现代银行体系无法实现零利息运营。霍梅尼曾强调，所有国家机器、司法制度、教育、文化、新闻等领域，都必须实现全面伊斯兰化。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进一步阐释自己的思想，主张伊朗实现彻底伊斯兰化，并以此为基础向外扩展，推动全世界实现伊斯兰教化。

主要作品

从1962年到1989年，霍梅尼发布了610多份法令、布道、访谈和政治声明。在他的儿子指导下，伊斯兰共和国出版了其中许多（但并非全部）内容，汇编成一部名为《光明之叶：伊玛目霍梅尼文集》（Sahifah-eNur：Majmu c eh Rahnavard-ha-ye Imam Khomeini）的十七卷著作。它还出版了二十二本小册子，收录了精选语录，标题包括《赞》《沙赫西亚特哈》《沙希德和沙哈达特》《战争与圣战》《伊斯兰革命》《反革命》《马尔多姆、乌玛特、梅拉特》《伊朗历史》《阿扎迪》《政治团体》《帝国主义》《解放运动》和《被压迫者和压迫者》。

政治思想

与伊朗的伊斯兰政府

霍梅尼是有着较深什叶派神学造诣的阿亚图拉。70多年的宗教修养和20多年的政治斗争，让霍梅尼对伊朗的未来发展有了深刻的思考。霍梅尼认为法基赫制度是伊朗摆脱现有困境的唯一出路，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霍梅尼认为，伊朗百年的艰难探索表明，伊朗不需要王权善治和西方的宪政民主，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西方民主政治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都不能拯救伊朗。伊朗真正需要的是建立法基赫治下的伊斯兰政府，只有伊斯兰政府才能真正拯救伊朗。在伊斯兰教政府中，宗教造诣高深、德行出众的法基赫担任国家的统治者和宗教引领者，他利用国家机构来行使沙里亚法，重新构建伊斯兰秩序并为人类造福。这就是伊朗伊斯兰政府的责任和必须履行的使命。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为伊朗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伊斯兰国家创造了条件。

霍梅尼的宗教人士主政和建立伊斯兰政府思想相对于什叶派传统思想至少有两点创新：第一，霍梅尼强调的是宗教人士执政而非参政。伊朗历史上知名的阿亚图拉设拉兹和卡沙尼都主张宗教人士积极参政，但他们主张的是参政和甘当政治家的配角，他们所有的工作就是配合政治家进行宣传鼓动、基层动员和协调。一旦政治目标完成，卡沙尼等人要么退回到清真寺，要么出任职能部门的官员。他们在政治参与上从始至终都是参与者并看重这一定位。霍梅尼则主张宗教人士执掌政权。霍梅尼认为，在伊朗没有哪个阶层比法基赫更富智慧和更具决断力，更能理解沙里亚法和秉持正义，只有法基赫才是德才兼备的最佳人选。因此只有法基赫制度才真正代表着伊斯兰，才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政府。第二，霍梅尼认为法基赫有资格统治世界。什叶派传统思想认为，在第12伊玛目伟大隐遁之后，世界是黑暗混乱的无主世界。任何人包括法基赫都没有资格统治世界。这种黑暗和混乱直到第12伊玛目回归之后才能结束。霍梅尼认为，在第12伊玛目伟大隐遁之后和回归之前，世界将由法基赫统治。这是霍梅尼备受争议之处。

伊斯兰革命输出

霍梅尼认为伊斯兰不仅是革命的手段，也是革命的目的，伊斯兰教不仅要为伊朗服务，伊朗也应为伊斯兰服务。伊朗在国内建立伊斯兰政府只是完成“伊斯兰使命”的第一步。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同建立伊斯兰政府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伊朗必须践行的使命。因此伊斯兰革命在伊朗成功以后，应以伊朗为根据地在全世界展开，在伊斯兰中不存在由边界划分的民族国家，因为伊斯兰大世界的人民拥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沙里亚法，其主权属于真主。

在输出伊斯兰革命问题上，霍梅尼树立了新的敌友标准：一是奴役标准。霍梅尼坚持敌人的敌人是朋友，霍梅尼认为侵略奴役其他国家的国家是伊朗的敌人，而被侵略和被奴役的国家是伊朗的朋友。二是巴勒斯坦标准。霍梅尼认为凡是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的国家就是伊朗的敌人，比如同以色列签署和约并建交的埃及就是伊朗的敌人。反之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都是伊朗的朋友，比如反对以色列的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杰哈德。三是穆斯林标准。霍梅尼认为所有侵害穆斯林利益的国家或族群都是伊朗的敌人，比如在前南斯拉夫战争中，伊朗支持波黑穆斯林反对塞尔维亚。四是革命标准。霍梅尼认为凡是支持国王巴列维伊朗和反对伊斯兰革命的国家都是伊朗的敌人，比如容留巴列维的埃及和向伊拉克提供军火的法国都是伊朗的敌人。

在反伊斯兰的国家中，霍梅尼最痛恨两类国家：一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霍梅尼认为，美苏是国际政治中所有邪恶和症结的根源，它们通过相互独立的两大阵营统治世界。所有国家都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淫威”之下。它们同美苏的关系是羊和狼的关系或是羊和屠夫的关系。

二是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国家。霍梅尼仇视君主国家的原因在于：第一，霍梅尼认为君主体制在本质上是反伊斯兰教的。君主制和血统继承是错误和不合法的，它代表的是罪恶和邪恶政府。在先知时代，拜占庭的君主、伊朗的国王、埃及的苏丹都反对穆罕默德，拒绝伊斯兰教在君主的王国里传播。因此，伊斯兰决不承认君主统治和血统世袭，因为它们背离了伊斯兰的传统。⁶⁹第二，霍梅尼认为君主政体是所有政治形态中最腐败、最荒淫的政体。君主们荒淫无耻、饮酒淫乐、挥霍无度，君主利用暴力统治压榨民众，就像阿道夫·希特勒用坦克和刺刀征服波兰一样。所有君主都是社会的寄生昆虫。第三，霍梅尼强烈否认沙特阿拉伯凭借地理之便就拥有对圣城的护持资格。霍梅尼认为圣城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圣城，沙特不能够凭借地理之便而成为麦加和麦地那的护持国。71两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是世界穆斯林的圣城，不能被腐朽的沙特王室所垄断，而应当由全世界共管。

霍梅尼之所以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其原因在于：第一，自身生存的需要。霍梅尼认为，伊朗的伊斯兰政府在建立之后不可能孤立存在。如果伊朗不能对外输出伊斯兰教革命，扩大伊斯兰社团，那么伊朗的伊斯兰政府将会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和攻击下灭亡。第二，示范作用。霍梅尼通过伊斯兰革命向世界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伊斯兰，即建立法基赫制度的伊斯兰政府。73霍梅尼试图用自己的经验告诉世人，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和帝国主义向穆斯林灌输的是被篡改的伊斯兰，目的是用虚假和歪曲的伊斯兰给穆斯林洗脑，为的是蒙蔽穆斯林并让他们感到自愧不如而向西方臣服。为此所有的穆斯林都要明辨是非，不要被帝国主义所利用。如果世界上被奴役和剥削的穆斯林了解了什么是圣洁和真正的伊斯兰教，那么帝国主义就无计可施，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就能够从帝国主义的魔爪中解放出来。第三，输出伊斯兰是神圣之路。霍梅尼认为，伊斯兰运动是继续穆罕默德的革命之路，也是世界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反抗剥削者压迫者的革命运动。伊朗要奋勇当先积极输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直到整个世界上不再有剥削也不再有压迫，充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信使”的回声。第四，伊朗要同美苏超级大国进行总决算。伊朗不会听任美苏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伊朗要向它们证明伊斯兰能够征服整个世界。伊朗必须同它们进行最后总决算。75霍梅尼认为伊朗承担着向不信教的区域输出伊斯兰的义务和使命，只有输出伊斯兰教，伊朗才能拯救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对美国的仇视

同霍梅尼的“伊斯兰使命”直接相关，“撒旦”是霍梅尼的政治语汇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霍梅尼深刻的宗教是非观。在霍梅尼心目中，“撒旦”既特指美国、苏联和以色列，也泛指全世界所有反伊斯兰和剥削压迫广大民众的反动势力。1979年11月5日，霍梅尼在使馆人质事件后首次将美国称为“大撒旦”。霍梅尼提出美国是“大撒旦”，是条受伤的蛇。77这也揭开了美国同伊朗之间的“相互撒旦化”（MutualSatanization）的序幕。《伊斯兰教圣经》中的大撒旦是伊比利斯（Ibilis）。他是所有魔鬼的大头目，专门屠杀和蹂躏无辜民众。霍梅尼也将伊比利斯和“大撒旦”混合使用。除了“大撒旦”，霍梅尼还称苏联是“较小的撒旦"（theLesserSadan），称以色列是“小撒旦"（theLittleSadan）。与“撒旦”相对照，伊朗则是正义的化身，承担着拯救伊斯兰和世界的使命。伊朗就要支持世界上所有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同所有反动派做斗争。

霍梅尼之所以将美国看成是残害伊朗和伊朗民众的“大撒旦”，主要原因包括：第一，从国际体系来看，美国是世界上受剥削受压迫国家和人民的头号敌人。为了在国际上维护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主导地位，美国会使用各种手段来打击对手，伊朗也是其中深受其害的国家。

第二，从历史来看，美国支持腐败专制的国王巴列维伊朗。霍梅尼认为，1953年政变后，伊朗民众既要遭受巴列维的专制压迫，又要听任美国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为所欲为。美国还利用和平队、扫盲队、健康队等欺骗性组织将罪恶的触角渗透到伊朗的城镇乡村，向伊朗民众宣传各种诋毁伊斯兰的异端学说。79由于美国深深伤害了伊朗才会有使馆人质事件。人质事件是伊朗对美国奴役的自然反应。美国必须归还巴列维在美资产，取消对伊朗的所有指控，并保证以后不再干涉伊朗内部事务。

第三，从革命立场来看，美国图谋推翻伊朗的伊斯兰政府。霍梅尼认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关键时期，美国向巴列维提出让声名狼藉的沙里夫·伊马米出任首相镇压革命。革命胜利后，美国呼吁组建全民政府，通过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勾结亲美的巴扎尔甘，阻挠伊朗建立纯粹的伊斯兰政府。美国甚至策划发动军事政变颠覆革命。在干涉伊朗失败后，美国又通过支持萨达姆来扼杀革命。

第四，从巴以冲突来看，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美国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和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以色列是美国插在穆斯林世界心脏地带的一把匕首。霍梅尼认为，美国纵容支持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都支持以色列。以色列是“小撒旦”，是伊斯兰的公敌，美国是“大撒旦”，是以色列的幕后主使。

第五，从革命输出来看，美国阻挠伊朗对外输出革命。霍梅尼认为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是伊朗肩负的使命，并在革命后积极向海湾国家输出革命。但革命输出损害了美国在海湾的利益，危及波斯湾亲美国家的稳定。美国通过维持对伊拉克的军售、国际护航等政策阻挠伊朗的革命输出。伊朗要切断同美国的所有联系，所以美国要将战争强加给伊朗，煽动萨达姆发动战争。两伊战争让数十万伊朗战士战死沙场，美国制裁伊朗就是要推翻伊朗的革命政府，重新奴役伊朗。

霍梅尼把苏联视为“较小的撒旦”，他对苏联的认知同美国大致类似：第一，俄罗斯以邻为壑，让伊朗成为俄国侵略扩张的牺牲品。霍梅尼认为，从历史上看，俄国通过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让伊朗丧失在格鲁吉亚、巴库、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达甘斯坦等外高加索和中亚曾经拥有的大片领土。沙皇被推翻后，苏联并没有改变继续侵略奴役伊朗的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拒绝履行国际承诺，不同意从伊朗撤出苏联军队，反而在伊朗北部培养亲苏的地方政府，向伊朗索要石油开发权。这充分暴露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第二，阿富汗战争。革命后伊朗秉承穆斯林即兄弟的原则。1979年12月，苏联入侵伊朗邻国阿富汗扶植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政权。伊朗从地缘政治和宗教利益上都不能容忍苏联侵略阿富汗，为此伊朗强烈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呼吁全体穆斯林支持阿富汗反对苏联。伊朗还资助支持阿富汗的“圣战”组织，反对苏联和阿富汗卡尔迈勒政府。伊朗还收留了140多万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阿富汗难民。

第三，苏联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萨达姆反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苏联曾经想结好强烈反美的伊朗，但并未成功。从1982年开始，苏联开始向盟国伊拉克出售武器，支持萨达姆对伊朗的战争。军售始终是苏伊之间重要的矛盾，这也让霍梅尼和伊朗痛恨苏联。在上述认知和原则的指导之下，伊朗开始清除美苏同伊朗的各种联系。从1979年11月的使馆人质事件到罢黜总理巴扎尔甘，再到“伊朗门”事件曝光和侯赛因·蒙塔泽里的软禁，伊朗完全清除了伊朗内部同美国的联系。在消除苏联的影响上，1983年，伊朗逮捕亲苏的人民党党员并直播审判过程，驱逐苏联驻伊朗的外交官。通过这些努力，伊朗彻底清除了国内的亲美和亲苏势力，剪断伊朗国内派系同美苏的联系。

革命思想

霍梅尼伊斯兰教革命思想，实现了伊朗社会各阶级的广泛联盟，指导着伊朗伊斯兰革命走向胜利。1979年革命后，伊朗在国内实行全面伊斯兰化，输出革命的思想及实践对中东地区政教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其对伊朗国内发展的影响最为重要，主要包括：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形成是在与巴列维伊朗王朝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其内容既体现了霍梅尼对君主专制和政教关系的看法，也包括了他对宗教学家社会地位的思考，以及未来国家治理机制的构思。其主要内容包括：

人物事件

继承人

1985年，霍梅尼指定阿亚图拉侯赛因·蒙塔泽里为其继任者。然而，蒙塔泽里主张实行民主的法基赫监护体制，并对现政权提出批评，最终导致霍梅尼撤销了对他的任命。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霍贾特伊斯兰·哈梅内伊成为继任人选，尽管他在个人威望、神学资历以及民众支持度上均不及前任。按照当时规定，专家会议任命的最高领袖必须具备玛尔扎（宗教效仿源泉）资格，而阿里·哈梅内伊并不符合这一标准。在专家会议废除该条件后，他才得以正式就任。

抨击君主制

1941年，霍梅尼便公开抨击伊朗的君主制。他在著作《秘密的揭示》中明确写道：“礼萨国王（即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父亲）的专制法令毫无价值，议会通过的所有法律都必须付之一炬。”他还指出：“你们应当服从真主与教祖，服从那些在你们当中享有威望的人。”“我们并非主张政府必须由教士组成，但政府的组建与施政，必须以神授法律为依据；唯有在教士的监督之下，政府才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按照什叶派的传统说法，伊朗历史上最后一个合法政府，是伊斯兰教第四位教主、国王阿里所建立的政权，该政权已于公元661年阿里遇刺后覆灭。在他们看来，此后伊朗境内所有的封建统治者，都是非法的篡权者。而霍梅尼一心要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正是指一千三百多年前阿里时期的那种国家形态。

英国侵占伊朗期间，霍梅尼将英国殖民者与伊朗国王一同列为反对对象，因此被人们称为“伊斯兰民族主义者”。1953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前往探望一批宗教界人士时，其他人皆肃然起敬，唯有霍梅尼端坐不动，直言道：“国王是篡权夺位之人，对他表示尊敬，是违背宗教教义的行为。”到了1963年，国王推行名为“白色革命”（后改称“国王和人民革命”）的社会改革，其中一项举措是剥夺清真寺的大量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宗教上层人士在农村的利益与统治根基。于是，霍梅尼等宗教上层人士纷纷起来反对，引发了一系列反政府的动乱事件，霍梅尼也因此被捕入狱。

库姆事件

1961年，八十六岁高龄的阿亚图拉赛义德·阿加·侯赛因·博罗吉尔提去世。自1945年起，他一直是什叶派公认的领袖。此时，伊朗国王使出了一个阴险的手段，企图削弱库姆作为反对王室政策的抵抗中心的作用。他特意给伊拉克圣地纳哲夫的阿亚图拉夏希·穆辛·阿尔-哈基姆发去唁电，哀悼博罗吉尔提的离世，希望借此在伊朗境外树立一位新的什叶派领袖。然而，从伊朗各地齐聚库姆参加葬礼的阿亚图拉们，对国王的意图完全置之不理。多位阿亚图拉都希望能够接任领袖之位。

霍梅尼家族流传着一则关于1961年库姆事件的轶事，其真实性已无从考证。据说，阿亚图拉们在葬礼前举行集会，商议后续事宜。由于在未来由谁主导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便请霍梅尼去寻找逝者的遗嘱。霍梅尼取来装在小盒子里的字条，当众宣读。字条上的内容让他本人和在场所有人都深感意外。上面写道：“我还没有到要从你们之中推举继承人的地步。但如果今天我也参与你们的集会，而你们当中有人真心想知道我的看法，那么我并不反对选择由你们推选出来宣读这几行文字的人。”

自上而下的革命

1961年，国王企图依靠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以此在伊朗实现“伟大文明”。1963年1月，国王号召民众就其新的土地改革举行公民投票，同时公布了名为“白色革命”的改革纲领。这一纲领是王室施政的核心，其中包含剥夺地主土地的相关条款。在霍梅尼看来，这种政治行径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教义，他随即开始公开抨击国王的政策，并号召民众共同抵制。然而，公投最终以国王获得绝对多数支持而结束。为此，霍梅尼立刻宣布举哀40天。伊朗新年恰逢这段举哀时期，霍梅尼便告诫信徒不要庆祝新年。3月22日，这位态度强硬的阿亚图拉再次主持举哀仪式，并对国王发起抨击，国王随即派遣空降部队部队袭击法齐叶清真寺，闯入祷告大厅，以暴力手段镇压所有试图反抗的人。为避免全国范围内爆发骚乱，国王不久后下令释放霍梅尼，同时向他发出警告：“除了自由、独立和外国势力的作用这三点之外，你可以谈论任何事情。”霍梅尼回应道：“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可谈的呢？”获释之后，他拒绝了伊拉克阿亚图拉哈基姆邀请他迁居纳哲夫的提议。他表示：“如果我们都离开了，这个国家就没有人捍卫伊斯兰教了。”他还自豪地对库姆的信徒说：“我甘愿让刺刀刺穿心脏，也绝不向暴君低头。”

6月4日是什叶派最重要的举哀日，虔诚的信徒会在这一天以鞭笞自身的方式表达悲痛。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这一天常常成为民众反抗暴君统治的斗争时刻，且情绪狂热，国王对此忌惮。对霍梅尼而言，这一纪念活动正是发起新一轮攻势的绝佳时机，而这个机会正是国王亲手给予的。国王此前曾污蔑伊斯兰宗教界人士为“寄生昆虫”，还辱骂道：“宗教领袖们在自己的粪堆里打滚，像蛆虫一样在污泥浊水中蠕动……”六月四日，霍梅尼发起正面反击。他向信徒发问，究竟谁才是寄生虫，是一无所有的普通民众，还是将百万家产转移到国外的人。他还抨击了国防开支浪费、贪腐舞弊以及社会道德沦丧等种种乱象。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讲道中，讲稿早已提前分发至全国各麦加大清真寺同步宣读，霍梅尼并未直接提及国王的名字，只是称呼当时的“恶魔”与“哈里发贾西德”，但清真寺内的所有信徒都清楚其所指。讲道结束后，民众涌上街头，齐声高呼“打倒贾西德”“杀死独裁者”。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的特务将此事上报国王，国王当即下令逮捕霍梅尼。

霍梅尼被捕后，在严密看守下被押往德黑兰附近的伊希拉塔巴德兵营，骚乱也由此真正爆发。愤怒的民众从宗教圣地出发，涌向德黑兰，意图推翻国王的统治。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首都沦为战场。情绪激昂的人群焚烧车辆，打砸洗劫商铺，冲击并捣毁政府机构与警察局，不少未戴面纱的妇女甚至被石块砸死在街头。参与此次动乱的不仅有少数狂热分子，还有知识分子、工人与农民。短短数小时内，这股反抗浪潮几乎席卷全国。鉴于霍梅尼拥有极为深厚的民众基础，国王让前卫队司令、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负责人，同时也是与霍梅尼家族疏远多年的友人纳西里将军从中调解，提出只要霍梅尼将居所从库姆迁往马什哈德市，便可重获自由。霍梅尼却态度冰冷地反驳：“伊斯兰教的教义远比国王的权力更为久远，我所走的道路与你不同。”此后，国王又通过纳西里对霍梅尼进行威胁。

伊朗报纸在霍梅尼从巴黎凯旋归国后曾披露，当时国王已秘密将霍梅尼交由特别法庭判处死刑。消息传开后，沙里亚特—马达里与米拉尼等阿亚图拉纷纷聚集到德黑兰南部的阿卜杜尔·阿齐姆王清真寺，作出一项前所未有的决定：推举霍梅尼为伊玛姆，即众望所归的领袖与救世主。如此一来，这名被判处死刑的人便得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免受国王的报复。这一披露的具体依据是，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曾表示，霍梅尼是在本国被判处死刑的伊朗公民，是以流亡者的身份来到伊拉克的。不过，1963年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并未出面协助彻底揭开这一内幕。

普遍观点认为，国王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失效后，为防止局势持续恶化，不得不释放霍梅尼。获释后的霍梅尼依旧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63年10月，他抨击议会选举是一场骗局，随即被软禁八个月。1964年11月，霍梅尼再次公开发声，指责巴列维赋予美国军事专家治外法权，这促使国王下令实施一项蓄谋已久的计划。1964年11月4日凌晨，一队军警逮捕霍梅尼，随即把他押上飞机，流放至土耳其。

伊朗人质危机

1979年伊朗曾经发生震惊世界的人质事件，52名美国人被扣为人质长达444天。25年后，其中的5名人质在观看电视新闻时发现了他们“熟悉”的面孔，伊朗当选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艾哈迈迪·内贾德参与了当年的劫持人质事件。

美国总统布什于2005年6月30日说，伊朗应对当选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被怀疑卷入1979年人质事件一事作出交代。布什说，他并不清楚艾哈迈迪·内贾德是否真是当年的绑架者之一。有关官员在对照片等证据进行分析，试图动用政府各部门的力量查明真相。居住在美国佐治亚州琼斯伯勒镇的退役陆军上校查克·斯科特是当年的美国人质之一，他在观看了关于伊朗总统选举的新闻节目时认出了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斯科特立刻和其他几名当年的人质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他们都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是参加当年绑架行动的人员之一。

斯科特说，在当年的占领使馆和劫持人质事件中，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幕后操纵，但是当他被抓接受审讯时，他记得艾哈迈迪·内贾德就在审讯现场。凯文·赫梅宁曾经是守卫美国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员。他在仔细审看报纸上的照片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他的印象中，艾哈迈迪·内贾德是指挥当年占领使馆行动的人员之一，他的言语和举动“很不友好”。

对于这几名美国人质的指责，伊朗当局断然予以否认。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说，他当年反对占领美国使馆并绑架人质的过激行为。但是在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支持这一做法后，他就不再表态反对，但是绝对没有参与相关行动。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朗官员称，指责艾哈迈迪·内贾德参加绑架美国人质事件是美国“妖魔化伊朗的卑鄙伎俩”，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伊朗新政府的形象。

战争停火

军事上，伊朗以往凭借兵员数量优势采取人海战术，但因武器装备水平落后，作战伤亡惨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在战争中的阵亡人数已超过十二万。伊拉克虽在兵员数量上处于下风，重型武器装备却远超伊朗。外界普遍估算，两国作战飞机比例为6：1，坦克为5：1，火炮为3：1。1986年底美伊秘密武器交易曝光后，伊朗在国际上获取武器的渠道导弹。1988年春季起，伊拉克大量发射射程六百五十公里的苏制“飞毛腿导弹B”改进型导弹，并在前线使用化学武器，对伊朗形成了巨大威胁。

伊朗军队长期在境外作战，士气持续低迷。1988年初，伊朗计划征召二十五至三十万兵员入伍，最终仅有十万人应征。其正规军与革命卫队指挥体系不统一，各自为战、相互掣肘，难以抵御伊拉克的反攻。美国为科威特船只护航后，美伊双方在波斯湾海域多次爆发军事冲突。1988年4月中旬，两伊在法奥半岛激烈交战时，美国海军先是攻击伊朗在海湾的两座石油平台，随后派出包括“企业”号航空母舰在内的七艘舰艇，与伊朗海军展开了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海空交战。此战中伊朗两艘舰艇被击沉、四艘遭击伤，官兵伤亡三十余人。伊朗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这也是它最终不得不考虑停火的重要原因。

追杀令

萨尔曼·鲁西迪的《撒旦诗篇》于1988年9月出版，在多个穆斯林国家遭到禁售，并最终引发暴力抗议。1989年2月12日，巴基斯坦发生六人死亡事件后，霍梅尼发布教令，判处鲁西迪及其所有语言版本的编辑和出版商死刑。他宣称：“我呼吁全世界所有勇敢的穆斯林立即处死他们，以免任何人胆敢侮辱穆斯林的神圣信仰。”

这条教令在文学界引发轩然大波，导致译者和拉什迪著作外文版出版商遭到袭击，并重新定义了安全问题。1991年，《撒旦诗篇》的意大利语译者埃托雷·卡普里奥洛在米兰的公寓里被刺身亡。几天后，日语译者五十岚仁志在东京附近的一所大学被刺身亡，他在那里教授伊斯兰文化。二十年后，他的谋杀案仍未侦破。1993年，在挪威出版萨尔曼·鲁西迪著作的威廉·尼加德在奥斯陆的家附近遭到枪击。他也幸存了下来。2018年，在25年诉讼时效到期前两天，挪威警方首次指控这起暗杀未遂事件与拉什迪的著作有关。但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

人物影响

统治伊朗半个多世纪的巴列维伊朗，在群众运动中土崩瓦解。一个全新的、具有鲜明自身特点的政权就此诞生。这一政权的创立者，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宣布废除“伊朗王国”的称号，将国名更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把这一天定为国庆日，同时也作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重要宗教节日。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是伊斯兰什叶派，更确切地说是十二伊玛姆派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在这个由什叶派教士直接执掌权力的国家中，无论是政权体制，还是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都带有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后，霍梅尼及其身边一批持极端立场的教士，并未如常人所预料的那样，着手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反而继续发动群众游行示威，煽动宗教狂热，鼓吹伊斯兰教革命“继续发展”，挑起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以武力镇压库尔德人和土库曼斯坦人的民族自治运动。

1979年11月4日，在以霍梅尼和阿亚图拉贝赫什提为首的一批教士煽动与支持下，一批狂热的伊朗学生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占领美国大使馆，将美国使馆人员扣押作为“人质”。此事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也直接导致巴扎尔甘的临时革命政府倒台，“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随之接管政府。

1979年12月初，伊朗新宪法获得通过，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姆派为国教，并赋予宗教领袖霍梅尼至高无上的特权。1980年1月底，霍梅尼的经济顾问巴尼萨德尔经由公民投票当选总统，并于2月获得霍梅尼批准就职。随后，霍梅尼任命阿亚图拉贝赫什提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经过多方反复斗争，7月产生了以宗教人士占据优势的议会，阿亚图拉拉夫桑贾尼当选议长。8月初，被议会推选为总理的原教旨主义者拉贾伊，与总统巴尼萨德尔接连产生矛盾，一个多月后总统才批准部分内阁成员，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就此组成。尽管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依旧激烈，但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机构已初步成型。

伊朗的政权形态、内外政策以及行事风格都独具一格。波斯湾早已成为美苏两霸争夺的热点区域，伊朗在这一区域拥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在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伊朗未来将走向何方，成为备受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问题。

政教合一、神权至上，是什叶派中十二伊玛姆派的核心信条。霍梅尼借助这一信仰掌握了国家最高领导权，在推翻国王之前，他不过是上百名阿亚图拉中的一员。他将人民群众推翻君主制的功绩尽数归于自身，不断神化自身形象，以独揽大权、主宰一切的最高“领袖”与“导师”身份示人。如今的伊朗民众，甚至在宪法之中，都将霍梅尼称作“伊玛姆”，这在十二伊玛姆派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该教派的高级圣职人员中本无“伊玛姆”这一称号，信徒仅将阿里及其十一位子孙尊为“伊玛姆”，并认为第十二伊玛姆，即最后一位伊玛姆已然“隐遁”，未来会以救世主的身份重返人间。霍梅尼如今使用“伊玛姆”称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制定的新宪法中，还在“伊玛姆霍梅尼”之前冠以“高贵的救助者”的称谓。由此可见，霍梅尼意在为宣称自己是穆斯林救世主、即“隐遁”伊玛姆降临人间制造舆论准备。

十二伊玛姆派主张一切权力归属于“隐遁”伊玛姆。而霍梅尼显然是以“隐遁”伊玛姆代理人的身份发号施令。在夺取政权初期，霍梅尼以个人名义任命巴扎尔甘的临时革命政府，决定“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伊斯兰革命法庭”“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员组成，并直接指挥其行动。伊朗新宪法又赋予他任命最高法院院长、核准议会人选、确定“监护委员会”成员、任免总统、统帅全国武装力量与高级将领、决定宣战与停战、实施大赦等一系列特权。从宗教领袖掌握最高权力的现状来看，伊朗已然成为什叶派的神权国家。

什叶派的神秘主义教义认为，唯有少数宗教领袖能够领悟并接近“真主的真理”，穆斯林顺从追随宗教领袖，便是追随“真主的真理”。霍梅尼充分利用这一教义，将自身不断神化。他在一众狂热教士的簇拥下隐居于库姆，虽不直接主持政务，却通过其子不断下达指示，对国家与社会的各项事务发号施令。他从不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商谈事务，而本国领导人则凡事都要向他汇报、听从其指示。他的话语被奉为“句句是真理”，旁人必须遵照执行，即便他出尔反尔也不例外。

霍梅尼的威望与权力，建立在广大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与超现实的虚幻认知之上。在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传统宗教观念根深蒂固且绝不允许无神论存在的伊朗，民众往往将摆脱现实苦难、消除社会不公、构建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真主与“隐遁”伊玛姆身上，期盼有一位如同神明般的宗教领袖践行真主意志，解救民众于苦难之中。正因如此，霍梅尼上台执政，得到了伊朗什叶派穆斯林的狂热拥护。也正因如此，霍梅尼上台之后，并未将重心放在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上，而是一再鼓动游行示威与集会活动，让民众始终保持所谓的“革命激情”。用霍梅尼的话来说，便是“必须继续拯救伊斯兰”，通过游行示威“让国家永远保持生机活力”。各类政治势力为谋求自身发展，争相以言论、行动彰显自身对霍梅尼路线的忠诚，霍梅尼的画像与语录随处可见，“霍梅尼皇帝！”“忠于伊玛姆路线！”“一切听从伊玛姆！”等口号响彻各地。

霍梅尼上台的两年间，伊朗始终未能组建起拥有足够权威、能够独立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政府。巴扎尔甘政府与巴尼萨德尔总统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屡屡遭到宗教人士的多方阻挠，形成了多个权力中心并存的局面。以巴扎尔甘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在接管政权、稳定局势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巴扎尔甘身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同时也是“民族阵线”的领导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他曾参与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凭借反帝反国王的政治经历在伊朗拥有较高声望。其政府的主要成员由“民族阵线”成员、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构成，其中不乏具备治国能力的人才。这样一个秉持温和立场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支持、团结工农群众、瓦解国王军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夺取政权后，巴扎尔甘政府致力于稳定政局、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协调各政治派别关系，一度取得了良好成效。政府坚持民族独立与不结盟的方针，迅速在国际上打开外交局面，很快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承认。然而，巴扎尔甘政府无法独立治理国家，各项政策均受到宗教人士的干扰与指责，施政举步维艰。由宗教人士掌控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伊斯兰教革命法庭”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受政府管辖，行事独断专行。这些势力肆意冲击政府机关、银行、学校，大肆逮捕并处决前政府官员与持不同政见者，政府却无权过问。即便是处决前首相胡韦达等重要人物，巴扎尔甘也毫不知情。他们向政府机关、军队与学校大量派驻宗教代表，干涉内部事务，开展“清洗”行动，排挤异己势力。地方“革命委员会”也独断专行，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致使各级地方政权陷入瘫痪。各省省长曾强烈要求撤销各级“革命委员会”，却遭到霍梅尼的拒绝。

以“伊斯兰共和党”第一书记、“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贝赫什提为首的一批持极端立场的教士，打着霍梅尼的旗号四处攫取权力。为达成这一目的，他们不断制造事端，刁难巴扎尔甘政府与巴尼萨德尔总统。例如，他们趁巴扎尔甘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活动并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之际，煽动学生扣押美国“人质”，塑造巴扎尔甘与美国“妥协”的形象，最终迫使巴扎尔甘政府倒台。巴尼萨德尔总统与前外长戈特布扎德极力主张尽快解决“人质”问题，并指出扣押“人质”并非反对帝国主义的“恰当方式”，此举会让伊朗在国际社会“理亏”，陷入孤立境地。他们还提醒伊朗民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在“伊朗大门口”。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巴尼萨德尔与戈特布扎德为解决“人质”问题付出诸多努力，却均因贝赫什提等人的阻挠而失败。二人被宗教极端分子指责为与帝国主义“妥协”、“背离伊玛姆路线”等。最终，戈特布扎德不仅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还一度遭到逮捕。以贝赫什提为首的教士集团在“人质”问题上大做文章，其主要目的便是煽动宗教狂热、清除异己势力、转移国内矛盾，进而全面掌控国家政权。

伊斯兰教在伊朗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传播历史。十六世纪初期，十二伊玛姆派在伊朗建立起封建君主制的神权国家，整个国家制度与社会生活均以《伊斯兰教圣经》和伊斯兰教法为准则，教士直接掌管立法、司法、教育及各类民政事务。此后，世俗权力不断提升，神权受到诸多限制。尤其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改革，以及6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建立起不受宗教人士控制的世俗立法、司法与教育体系，削弱了教士对社会生活与婚姻家庭事务的影响。什叶派教士对这些顺应时代发展的社会改革一概持敌视态度，认为这些举措均是背离伊斯兰教义的“腐败异端”，属于非法行为。

霍梅尼并不将伊朗人民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视作民族民主革命，而是强调这是一场“伊斯兰革命”，其目标是实现全面伊斯兰化，而非建立民主制度。因此，霍梅尼掌权之后，多次声明将效仿穆罕默德与阿里的方式治理国家，在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恢复伊斯兰教传统。

霍梅尼的对外政策变幻不定、难以捉摸。他所宣扬的“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主张，其内涵远超反对美苏两霸的范畴。伊朗与第二世界多数国家关系紧张，还时常无端指责第三世界众多国家。伊朗虽支持阿富汗穆斯林反抗苏联红军侵略，却与得到苏联支持、在第三世界频繁扩张并制造争端的越南、利比亚、古巴等国政权保持密切联系。伊朗与多数伊斯兰国家，尤其是波斯湾国家关系紧张，还与伊拉克爆发了持续数月的激烈战争，这些情况均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尽管背后存在诸多原因，但霍梅尼公开倡导的“输出革命”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输出革命”是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霍梅尼多次强调：“如果我们不输出革命，我们的革命就不会胜利。”他宣称，伊朗革命是世界穆斯林革命的开端，伊朗人民要“援助一切被压迫的穆斯林”，公开号召世界穆斯林奋起反抗。在霍梅尼的认知中，但凡未像伊朗一样由什叶派宗教人士直接掌权的国家，无论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均为“邪恶的异端”，其政府皆是“腐化专制”的政府，理应全部推翻。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公开抨击的穆斯林国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从摩洛哥、埃及、黎巴嫩、约旦、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直至菲律宾等多国政府，均成为其谴责对象。他们扬言要“解放”这些国家，使其走上伊朗革命的道路。

霍梅尼及其身边的宗教人士之所以支持狂热学生扣押“人质”，并致使这一问题长期无法解决，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企图在穆斯林国家掀起持续的反美浪潮，扰乱部分国家的社会秩序，借机推行其“输出革命”理论。学生扣押“人质”后，霍梅尼宣称，这并非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斗争，而是“伊斯兰教信仰者与异教徒之间的斗争”，并公开号召世界穆斯林参与这场斗争。在霍梅尼的煽动下，部分国家曾出现冲击当地美国大使馆的风潮，给这些国家政府制造麻烦，其中甚至包括长期与伊朗关系友好的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为推行“输出革命”方针，占领美国使馆的狂热学生以反美英雄自居，于上年一月上旬在德黑兰发起“伊斯兰解放运动”会议，号召各国“解放运动”组织效仿伊朗革命，在穆斯林世界掀起一场“伊斯兰革命”。据称，有来自十余个国家的三十余名代表参与此次会议，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波利萨里奥阵线、厄立特里亚解放组织，以及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埃及、黎巴嫩、菲律宾、阿富汗、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相关组织的代表。

霍梅尼的“输出革命”理论与相关实践，在中东地区蒙上一层浓重阴影，让本就处于美苏激烈争夺中的波斯湾局势愈发复杂动荡。伊朗一味推行反美政策，分散了世界各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客观上为苏联的南下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借机鼓动伊朗持续反美，挑拨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引诱伊朗向苏联靠拢。霍梅尼的“输出革命”理论虽在一定层面包含反霸因素，但其主要目的是扰乱在第三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的伊斯兰各国，实则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分裂，削弱了世界反霸力量。霍梅尼的这一系列行为，给局势本就动荡的中东地区带来巨大安全隐患。中东部分国家曾因伊朗失去“波斯湾宪兵”地位而感到欣喜，如今却因霍梅尼“输出革命”的行径忧心忡忡。

伊朗的未来走向难以预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较为发达的现代伊朗社会，这种神权统治恐难以长期维系。伊朗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依旧激烈，霍梅尼也已步入风烛残年。神权统治下，持续恶化的经济状况已严重影响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一旦“宗教狂热”与“革命激情”逐渐消退，民众必然会重新反思：为推翻国王的专制统治，无数人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可以预见，终有一日，霍梅尼被神化的形象终将破灭，届时伊朗各派势力必将展开更为激烈的权力角逐。

人物评价

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一生充满神秘色彩，充斥着各种神话和传闻，以至于人们对他的出身、真名和出生日期一直存在争议或疑点。但当他在1979年2月1日，结束15年的流亡生涯归来时，这位老人不掩饰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对故土的愿景，他致力于将他的革命原教旨主义扩展到整个阿拉伯国家。（《纽约时报》评）

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形象，如同每年夏天初在美国银幕上出现的那些低俗恐怖片一样，烙印在西方人的记忆中。他的外表，起初激起了人们的敬畏、好奇和不安。但随着暑期档的结束，他那蓄着胡须的形象逐渐模糊，很容易与其他恐怖片混淆。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西方人如果想要回忆起他，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狂热”“激进”，以及最普遍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西方记者将他视为宗教返祖主义的代名词，并在以色列、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等遥远的地方寻找类似的“人物”。（《霍梅尼主义》评）

“民粹主义”一词更能贴切地描述霍梅尼、他的思想及其运动，因为这个词与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和思想的灵活性、对既定秩序的政治抗议以及引发民众对现状不满的社会经济问题紧密相连。相比之下，“原教旨主义”则意味着宗教上的僵化、思想上的纯粹性、政治上的传统主义，甚至是社会上的保守主义，以及对经文教义原则的奉行。“原教旨主义”意味着对现代世界的拒绝；而“民粹主义”则暗示着民族国家试图融入现代世界的努力。（《霍梅尼主义》评）

后世纪念

葬礼

霍梅尼逝世时，据估计，近一千万人聚集在通往墓地约32公里长的道路两旁——占伊朗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是历史上参加葬礼游行的人口比例最高的一次——其中约有250万至350万人参加了葬礼本身。然而，这种公开的虔诚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葬礼期间，哀悼者蜂拥而至，围住了盛放霍梅尼遗体的简朴木棺。成千上万只手试图抓住裹尸布的一角，结果棺材掉落在地，遗体滚落出来。最终，武装警卫鸣枪示警，才将遗体抬回棺中，并送上直升机运走，择日安葬。直升机起飞时，哀悼者紧紧抓住起落架。

纪念币

为纪念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伊朗国家银行发行了一枚纪念币。面值1伊朗里亚尔，币径22毫米，重量8.136克，材质900金，由德黑兰造币厂铸造。正面图案是霍梅尼头像，背面图案为伊朗伊斯兰清真寺建筑。

霍梅尼陵园

霍梅尼陵园坐落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约8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其侧。陵墓中间是巨大的镏金穹顶及周围四角上有宣礼塔。尽管整个墓区规模庞大、建筑高阔，但谈不上奢华。一位当地人介绍说，霍梅尼陵墓完全由伊朗人民自发地捐款修筑，没有让政府掏一分钱，陵墓庄重素雅的风格正好与霍梅尼在人们心目中崇高朴实的形象相吻合。

整个两周王陵建筑群以霍梅尼长眠其中的陵殿为中心，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占地2．2万平方米的大广场，西边广场以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霍梅尼命名，东边名为烈士广场。为了方便瞻仰者，从每一个广场均可以进入陵殿，两个大广场的南北两边各有一座大门，每道门上都有一个圆形蓝色拱顶。在4个蓝色拱顶的“护卫”下，中间陵殿顶端的巨型金色拱顶及4个宣礼塔显得更加庄严、挺拔，白天在阳光下光芒四射，晚上在灯火中光辉灿烂。此外，陵园建筑群还包括图书馆、休息间、餐厅、商店及伊斯兰革命博物馆等。穆斯林把去世叫做“归真”，认为是蒙真主的召唤而前往乐园，因此陵区内丝毫也没有沉闷、死寂的气氛。

参考资料 >

伊朗已故宗教领袖霍梅尼.央视网.2024-03-09

伊朗的宗教与政治.cfr.2026-04-03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2026-04-01

走进霍梅尼陵园(图).新浪网.2026-04-01

伊玛目霍梅尼的传记.khamenei.2026-04-03

霍梅尼主义.加州大学出版社.2026-04-01

一国两军的伊朗 ■中国驻伊朗武官徐进先.新浪网.2026-04-01

中国新闻周刊：伊朗专家会议是该国政治风向标.中国新闻网.2026-04-04

1988年8月20日，两伊正式全线停火.新浪阅读.2026-04-01

1989年6月3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病逝.搜狐网.2026-04-01

伊朗末代国王的最后流亡岁月.cctv.2026-04-01